品  味  柳  涛
赵立新

    事物总是利弊并存。中国画的分科细化，无疑促进了技的发展精进，但对某些画种比如花鸟画而言，却往往偏离了“技进乎道”的方向，或远离了人的情感，至少是不易融入或表达人的情感，而技的一味提炼与堆砌又常至于僵化。谁也无法否认，鼎盛时期的工笔花鸟画的巨大成就及其树立的优秀传统与法则，至今仍滋养着画家们。但纵观整个中国艺术史我们不难发现，写意、尚意是其方向与主旨。因此我们也应当承认，工笔花鸟画较之写意花鸟更难以营造意境。是故，“工不如写”的论调及贬工笔“板细无士气”等决非空穴来风。中国画中所表现出的美学价值体现在两个方面：一是笔墨技巧及其所表述出的作者情感，二是画面所营造出的氛围与境界。纵观当代写意花鸟画，可谓百花齐放，然自吴昌硕、齐白石以降，无论是在表述作者情感，还是营造氛围与境界上，粗糙和柔媚一定程度上并存，即使造境，也不乏造古人之境、借古人手段重复古人的审美意趣和精神境界的现象。
    审美情趣和精神境界体现着画家的思想，也是画家和画匠的本质区别，即：是否用思想作画而不是单纯的用手去画。也就是说，画家创作的过程就是写心与造境的过程，追求的是天人合一、迁想妙得，是托物明志、是借物抒怀、是缘情比兴。以此来关照柳涛先生的花鸟画，不难发现，无论是写心造境，还是借物抒怀，都有其独到之处。
    柳涛君先是就读于山东师范大学美术系，后负笈北上再读于中央美术学院并获得硕士学位，既有画院专职画家的工作经历，又有高等院校执教的经历，可谓无论求学还是工作，都经历了严格的科班训练：在笔墨上他取法宋元，兼及明清，吕纪、林良、徐渭和八大山人、任伯年、吴昌硕等都对他有着或多或少的影响。而用色则显然受到恽南田及居廉、居巢等岭南画派的影响。他是一个实践者，尤其是一个有系统的、坚实的理论基础为指导的实践者。在他的绘画世界里，花鸟画占据着主要地位。而在其花鸟画中，荷花又是其主要题材。
    荷，花之君子也。宋周敦颐《爱莲说》云：“水陆草木之花，可爱者甚蕃。晋陶渊明独爱菊；自李唐来，世人甚爱牡丹；予独爱莲之出淤泥而不染，濯清涟而不妖，中通外直，不蔓不枝，香远益清，亭亭净植，可远观而不可亵玩焉。……”我常常有一种感觉，在画兰、画荷之众中，能把兰、荷画得脱俗者一定是不俗之人、有品味之人。柳涛画荷，恰恰印证了我的感觉：那是人和画的和谐统一，是画家和儒学精神的和谐统一。在他的笔下，不论是荷叶还是荷花，不论用墨还是用色，也不论是墨色淋漓还是枯寂冷峻，处处雅字当先，雅逸求胜，把荷之君子之风表现得淋漓尽致。
    中国画讲究留白，以求得画外之音、画外之画、画外之境，给欣赏者以充分想象的空间，并自补之于心中，借以调动其主观能动性，以达到共鸣之目的。古贤严冬友论诗云：“凡诗之妙处，全在于空。譬如一室之内，人之所游焉息焉者，皆空处也。若窒而塞之，虽金玉满堂，而无安放此身处，又安见富贵之乐耶？钟不空则哑矣，耳不空则聋矣。”作画又何尝不是如此？填砌太多，嚼蜡无味；排空融化，自出精神。柳涛君深得个中三味，品味其画面，“善于留白”四个字一定会跳入脑海，有不少作品常常白重墨轻、构图简约、惜墨如金，散发着幽幽的散淡与静穆，高远而恬静，恰如其分地表达出了“若水”的高逸境界。
    一个画家其艺术之路究竟能走多远，首先取决于他是否掌握了高超的技艺并融会贯通，这也就是人们孜孜训练的原因、目的；但要达到相当的高度、取得较高的成就，仅有技艺显然是不够的，更需要有博大深厚的文化素养。二者若得到统一，即构成其艺品，而艺品则是人品的反映，画境是人格的外化。是故，费复有论：“观念愈高，便含的美愈多，观念的最高形式是人格，所以最高的艺术是以最高的人格为对象的东西。”有什么样的人品，就有什么样的艺品、画品。苏东坡论书亦云：“古之论书者，兼论生平，苟非其人，虽工不贵也。”以此论画不亦当乎？大画家黄宾虹之论更是直白：“画品之高，根于人品。”这些都反映了从古至今，人们总是客观地、历史地、辩证地看待画品、以及画品与人品的关系，而不是纯技术、纯艺术地看待画之价值。审视柳涛君的经历和绘画语言，我们不难得出这样的结论：宾虹老人的八个字不恰恰是其写照吗？
    当代画家潘天寿说：“画事须有天资、功力、学养、品德四者兼备，不可有高低先后。”对柳涛君而言，四个要素中，已稳稳占据三个，假以时日，随着学养的进一步提高，其成就自不可限量，有识之士当拭目期待。

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          2010年12月12日于悟悦堂